提起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这在任何一本介绍系统论的普及读本或哲学教科书上都可读到。但是，正如贝塔朗菲所说，我们也许能将这种系统的思维方式用于处理自然界的事务，却很少应用于人类社会本身，所以，贝塔朗菲的最高愿望就是要促使系统思维应用于人类社会本身，在此意义上，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系统理论，因为它首先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
当贝塔朗菲将系统思维方式引伸到人类社会本身，这尤其令人深思。比如，一个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在于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由此，贝塔朗菲告诫我们，在婚姻关系中，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乃是联接配偶双方的纽带。所以，一个人不应该问我从他（她）处得到了什么？而应该问，我从我们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什么？这看似是思维中一个小小的变换，带来的却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崭新认识。
系统演化中的逐步机械化事实在社会科学中同样有生动的体现，这就是说，原始的系统往往具有全能性或无限的可能性，随着过程的展开，这些特征逐渐丧失，代之而起的是功能的精确化固定化，无限的可能性被有限的现实性所代替。这就是系统演化的机械化过程。从广泛的意义来看，生物的进化、个人的成长、社会的演化乃至人类思想史的进程，都体现出这种逐步的机械化过程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在原始社会，一个人可以是渔夫、猎人或农民，分工的界限尚不明确，但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是社会这部大机器中的一枚小小螺丝钉，职责明确，这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却也使现代人丧失了许多发展自身潜能的机会。确实，我们都成了分工的奴隶。再以进化为例，进化在某方面的过分展开，同时也意味着特化，也许这正是进化的死胡同，熊猫与竹林的关系正是如此。但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诞生正是以人类体质上的原始性作为前提的。人类高度进化的不是体质上的某个器官（如动物），而是无与伦比的大脑系统。正是凭借智力上的优势，人类的足迹甚至踏上了月球，但这一进化途径同样值得反思；人类是不是该对自身如此发达的智力优势有所警觉以免误入进化的死胡同？
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具有主动的行为特征，他指出，“有机体并不是被动地对刺激作出反应，而是一个在本质上能自主活动的系统”。在此意义上，他强烈反对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有机体包括人类，都是仅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机器，缺乏主动行为的能力，当有必要时可以通过操作条件进行控制。正如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一次会议上戏谑地指出的那样，“心理学家控制行为犹如物理学家控制核能。当人的任何行为都可通过社会的强化予以调整时，人就失去了最为珍贵的主动性”。贝塔朗菲对这样的观点同样深恶痛绝。对此，他警告道：“除了物理技术的威胁之外，心理技术的威胁通常被忽略了，也许比原子弹的存在更危险的是导致人性堕落的心理技术。”
正因为生命体具有主动性，他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这就为人的自由意志提供了前提条件。行为主义学派斯金纳说：“一切控制都是由环境实施的，因此我们要为之努力的是设计更好的环境而非更好的人。”与之针锋相对，贝塔朗菲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他指出：“个体的不可预言性会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人类作为生命系统中最复杂的事物，充满着最高的个体自由。”
忽视生命体的自发性，也就是忽视人的创造性潜能，所以，贝塔朗菲大声呼吁，教师要致力于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自然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对于探索的欲望及其对成功的内在愉悦”。他强调：“合格的教育总是并且总将是在揭示人类潜能的意义上进行，纯粹功利性的教育最终与人类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科学事业不仅要知道如何，而且还要补充人文意义上的为什么。”更进一步地，贝塔朗菲还对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作了阐述：“它们不是短期、有用的价值，而正是其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但这却构成了人类的本质。”
由于一位人文学者的关怀，同时也由于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贝塔朗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建人类特有的尊严，这就意味着拒绝接受人类所有价值来自于生物学需要这一机械论观念，因为人类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就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要。精神上的危机不是来自于生物学需要的受挫，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中生命的无意义以及价值前途、目标的失落。所以，“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像达尔文一样，一方面对于自然界的壮观及多样性存有一份敬畏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对自然界明显的残忍性感到一种痛苦的迷惑。随着生命螺旋式地攀升到越来越高的层次，其中的每一步都付出了代价。由于生殖细胞与体细胞的分化，死神从此降临于生命的舞台之上；伴随着神经系统的愈益发达，动物从此有了对于痛苦的意识；而在人类中，由于智力的高度发达，从而引入了各种技术上极为精致的破坏行为，进化这出戏剧也许将面临毁灭的危险。
然而，尽管生命的意义使人捉摸不透，但他还是相信有一种意义的存在。正如他的妻子玛丽亚所说：“路德维希不是一个奉守宗教礼仪的宗教徒，他从不遵守《圣经》或任何宗教堂的说教。但是，他钟爱神秘主义，对于路德维希来说，神秘主义是一种特有的感觉，一种对于某种更高级并且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感觉。……他相信有某些事情。我经常谈论它，路德维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这个世界为什么恰是这样。”由此，贝塔朗菲与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发生共鸣。这是对自然的一种由衷敬畏之情，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切忧虑之情，也正是人文系统理论的价值所在。
海德格尔指出：“真正可怕的东西并非世界成为完全技术的世界。更可怕得多的是人对这世界变化没有准备，我们还不能够沉思地达到适当地探讨在这个时代真正上升起来的东西。”贝塔朗菲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面对技术的威胁真正对之作出沉思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传》的译后记，本报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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